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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永恒的丰碑——张子良同志先进事迹
    发稿作者:管理员   ‖  发布时间:2017-2-22 8:24:49  ‖  查看943次  ‖  

    2014年04月28日 09时11分 来源:《伊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    张子良,这个名字在今天似乎有些陌生,但在共和国的历史中,张子良的名字是那么的响亮。张子良1934年参加革命,1937年入党。在延安时期,曾担任过中央党校总务处副处长,党中央办公厅供给处长,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多年。两次获得毛泽东同志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授予的特等劳动模范称号。解放后,又在全国群英会获得模范工作者等很多光荣称号。作家还把他的事迹写成剧本,拍成了电影《万木春》。他,无论在战争年代,还是在和平的环境里,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,一贯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先锋作用。他对人民和党的事业,无限忠诚、高度负责;他对自己毫无私心、勤奋工作、不计报酬;他胸怀坦荡,他把一生献给人民,献给了党。

        1934年4月,陕甘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,决定扩充红军,成立陕北工农民主政府。很快,清涧苏维埃政府成立了。成立之初,政府急需一个精通账目的经济委员。通过地下交通老共产党员吴台亮的引荐,张子良来到了政府做经济委员的工作。由于形势复杂,当时的苏维埃政府都是随着人走的,人走哪里,哪里就是政府。张子良的工作是整理和经管账目,后来政府活动的主要经费都由张子良一人保管。

        当时的经费都是一些大烟土、银元之类的,用大烟土可以换钱。有一次,他经手一块八两重的烟土。不巧的是,正在这段时间白军对共产党员进行围剿,张子良意识到自己死了不要紧,不能让政府的经费落入敌人的手中。他便带着烟土躲避着白军的追捕。可是戴着这么多烟土要到哪里去藏身啊?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,他只好回家躲了起来,把烟土埋在坟地里。所幸白军没有发现他,就这样保存住了政府的经费。可是,几天过去了,还是没有政府的消息,这使得张子良寝食难安,他知道这些政府的经费是政府工作的支撑,以目前的紧张时刻来说,政府一定急需这笔经费。又是几天过去了,共产党员吴台亮终于找到了晋家塌,张子良一颗心才算落了地。张子良如实地交上了烟土,吴台亮对张子良不贪污政府一丝一毫的作风非常赞赏。吴台亮告诉他,很多人传言张子良自己匿下了经费,但事实证明了张子良是值得信任的,是共产党的好干部。

        1936年红军西征中,在陕北子丹县中央党校工作期间,经过考验,张子良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参加中国共产党了。7月7日,经马树良和吉汉杰两位同志的介绍,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3个月后,按期转为正式党员。此后张子良工作更加积极主动。

        1936年秋,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,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陪同一位国际友人来到了保安县任家坪。任家坪是中央党校校部所在地。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介绍,大家才知道,这位外国人是写过《西行漫记》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·斯诺。当时的学校校长董必武悄悄找到张子良,让张子良准备点好吃的。这对于张子良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任务。当时的任家坪是个穷地方,陕北又多年干旱,农民的收成都不好。况且更难的是,中央的军民政策非常严格,党校里的经费已经严重不足,这些困难只有张子良知道。他当时任中央党校总务科副科长,负责着总务科多项事务,一个人顶几个人使用。领导给任务一定要完成,可是,他又不想浪费那点微薄的党校经费,该怎么办呢?他冥思苦想之后,决定拿自己刚刚发的新单裤子去换点东西。他跑到任家坪村外的附近山村换来了6个鸡蛋、半缸菜籽油、一捧辣椒和几个萝卜,做了二菜一汤。这是中央党校创立以来第一次招待国际友人。埃德加·斯诺来的时候也是一路苦行,看到中央党校能用二菜一汤来招待他,他很高兴。这也是周恩来副主席和董必武校长很久以来吃的唯一的一次饱饭。

        1942年3月到同年11月,张子良被调回中央建筑处,负责建筑中央大礼堂。在修建中共七大会址和中央礼堂时,他负责监修和管理,他从没拿过公家一瓦一木,从不让人任意浪费资源,不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,而且给中央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,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了工程。他的廉洁奉公之风、光明磊落之德、精打细算的管理方法,多次赢得了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的称赞。

        1942年,张子良被调任中央办公厅任总务处副处长,供给处处长。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以来,他千方百计地保证了机关后勤供应,支撑着中央机关的一切开销。他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,从来没有松懈过,没有忽视任何细节,把机关的后勤供应做得井井有条,毫厘不差。

        1944年12月31日,他被中央直属机关评为“特等模范工作者”,获得毛泽东主席亲手签发的奖状。1945年1月14日,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、副主席李鼎铭授予他“特等模范工作者”称号。这两个党内干部工作者看来最光荣的奖状,他从来没有在墙上挂过,而是放在箱子里,直到被人们忘记。

        来到东北

        1945年,抗日战争胜利后,党派大批干部赴东北。张子良也离开了党中央机关,日夜兼程,行经华北三省,历时2个多月,到达长城外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,任行政处长。当时的东北由于多年抗战,百废待兴。其他和张子良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同志都到了大城市去工作,张子良这个陕北汉子,初次来到关外,却没有丝毫的不满,反而完全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。他来到分局,立刻组织工作,解决当地的困难问题。分局机关的同志都佩服他的工作热情和无私的奉献精神。

        1950年9月,张子良到伊春森林工业管理局任局长。在陕北,地是黄色的。来到伊春的张子良,望着这片片松涛,无边的林海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他知道,林业资源是国家物资基础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。他也同时意识到,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林区建设的重中之重。陕北土地的贫瘠让他时刻提醒自己,不能浪费国家的一草一木。

        10月的一天,伊春市林管局下属的美溪林务所接到通知,森林工业管理局局长要来这里搞调查研究。林务所所长王化明早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他知道,这个局长是个老红军,对工作一丝不苟,他是来这里解决问题干实事的干部。可是从白天等到黄昏,也没见到这位局长的影。他按捺不住便坐着马爬犁到林场去看一看。

        运材路上,人们都把头和脸捂的严严实实的。尽管如此,刺骨的寒风还是会不时的钻进衣服,让人冷的打颤。可在忙碌的人群中,一位老工人却光着脑瓜干活。他不时的用手捂捂冻得通红的耳朵,搓搓手,继续用弯把子锯锯着树。他的锯树方式和别人都不同,他半蹲着,低着腰,看起来很辛苦。就在这时,一个头戴狗皮帽子,身穿青布棉袄的人走过来。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,戴到这位老工人的头上,这位老工人惊奇地摸着毛茸茸的帽子,顿时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        一天晚上,工人入睡后,张子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,一边给工人烧地火龙,烤绑腿、烘鞋袜,一边思考着合理采伐、节约木材,增加效益的问题。一直苦苦思考着,当他拿起一棵“梢头”材,要烧地火龙时,突然心头一亮……

        第二天,他组织召开大会,会上在降低伐根的基础上,同时要多利用树梢材。他说:“矿山矿柱不定,一根‘梢头’木可做一根矿柱。”要把山上扔的“梢头木”带回来。张子良还不辞辛苦率先垂范地去做,每天上下班时他都带头杠“梢头”木。大家跟着老局长学,“降低伐根,一面倒”,“梢头木”成了林业工人的采伐方法。

        就这样,一整套“降低伐根、一面倒”的采伐方法形成了。张子良带着这种方法到整个东北林区去推广,并介绍到全国各林区,为林业发展节省了大量的宝贵资源,也为东北、内蒙古乃至全国的林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      一心为公

        1952年以前,东北的工资还实行工分制,他便按在延安供给制时的生活标准,只收应得工分的四分之一。1952年改革后,国家干部工资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,干部定级时,张子良被定为行政八级干部,按当时的规定,每月工资为270元。这在当时来说,是属于高收入的。

        第一次发工资时,东北森工总局财务处的会计把厚厚一沓人民币递给了张子良。张子良接过钱,点出150元,其余的又交还给刘会计。他的举动让刘会计一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会计问:“张局长,这钱你怎么不拿着?”

        “这工资我不要那么多,只给我开150元就行了,以后也这么开。”刘会计更加不知所措,哪有人对钱不动心的?常言讲:“有啥别有病,没啥别没钱。”况且,这工资是张子良应得的,是国家的政策规定的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问:“哎呀!那怎么行,还剩120元呢?怎么办?”

        张子良斩钉截铁地说:“剩下的我都不要了,还给国家吧。”

        其他的会计也来劝导张子良:“这工资是国家定的,你照数领理所当然嘛!”

        张子良语重心长地说:“是的,是国家定的,不过我没做多少工作,凭啥拿国家那么多钱?这些就足够花了。” 

        不管大家怎么劝说,张子良只领了150元走了。刘会计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,一时都拿不定主意,从来只见过嫌钱少来这里要级别要职务的,怎么会有人给钱也不要,而且还是按劳所得。没办法,他只好请示了主管领导,领导也没见过这种情况。经过大伙的商量,决定把这笔钱挂在张子良的账上,为他保存起来。从此以后,每逢开工资,大伙就多了一项“分外”工作,都要破费一番口舌来劝导张子良。尽管几位好心的会计为这事磨破了嘴皮,张子良还是无动于衷。

        张子良的工资只领了150元,他是如何分配的呢?其中50元是家庭生活费,20元抚养孤儿,其余作为自己公出、待客的费用。他无论到任何地方公出,从来不用汽车接送,坐火车从来没坐过软席和卧铺,不管多远都是坐硬座。他从来不住招待所,到了外地都住在各地的办事处或职工宿舍,甚至有时候住在办公室里。公出的旅差费经常自己掏腰包,不放过任何一个为国家省钱的机会。张子良每个月都要拿出20元钱,汇给两个孤儿。那是一次张子良公出到完达山海林林业局时认识的,从那时起,每月都会有一张署着“张子良”姓名的汇款单,寄往海林林业局,一直到两个孩子从学校毕业,从没间断过。那两个孤儿在张子良的关怀下,都先后上了学,成为优秀的伐木工人。

        主动要求下放

        1958年,党号召干部下放充实基层参加劳动联系群众,张子良是第一个主动申请下放的。同年4月,根据张子良的请求,他被调任中央林业部带岭林业实验局任党委书记,东北林学院带岭分院党委书记,还兼任东北林学院副院长。当时国家在带岭搞苗圃,搞苗木种植实验。

        1962年,小兴安岭几个老林业局由于过量采伐,森林资源呈现紧张状态。张子良早就意识到这样无节制地砍伐,势必造成企业的后继发展困难。因此,当紧张状况出现的时候,他就提出:林区的企业不能停关也不能转迁,如果那样,国家的损失就太大了。中国是个少林的国家,资源有限,劳动力有余,将来把这些林业工人往哪里去安排呢?在新的课题面前,张子良认为没有彷徨的余地,重要的是要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。那就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,发展木材综合利用、开展多种经营。于是他找专家、学者询问,寻找确实可行的办法。在他的倡导下,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:组成一个林农工学商并存、林农牧副渔并举,以林为主,全面发展的林区小社会。这样使工人以林为家,以场为家,年年更新造林的方法就出台了。这样就可以实现:“越采愈多,越采越好,青山常在、永续利用”的林区建设新方式。

        长久以来,林区伐倒木只把粗大的树干截造成材,许多大枝丫、小径木,站干、风倒木没有利用起来,丢弃在山上浪费掉。林业部门自用材缺乏严格控制,有些暂设工程用了等内原木。铺设拖拉机夏季作业底小杆道消耗木材过多。林区居民和职工家属还烧用一部分好木材。这些现象一直在困扰着张子良。

       “怎么办?”这是张子良在林区多年来一直想的问题。张子良和工程技术人员,通过两年多的调查发现。当夏季多雨,给拖拉机铺设集材道,每铺垫10米长就要耗用2立方米木材。每年带岭林业局要铺设上万米的集材道,计算起来,这笔数字是惊人的。

        他来到林场,找到了许多修道工人,技术人员、拖拉机手征求意见。他自己还抽出时间,拄着拐棍,爬山涉水去进行用枝丫、树头代替小杆铺设集材道的实验。工人们看到老书记拖着麻木的左腿在山上山下奔波的样子,心里都为这个节约木材的方法着急,经过不懈地实验,张子良和林场的同志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少用杆木、多运木材、消除浪费的好方法。夏伐夏运,选择在地势高不积水的林场中进行,这样就可以用枝丫、树头代替木杆垫集材道。带岭林业实验局在全年推广这一经验,利用枝丫、树头铺垫了4600米集材道。完成了14000立方米集材的任务,比用小杆铺道节约木材350多立方米。这一经验立刻在全林业局推广开来,很快又在全国推广,就单单这一项,全年为国家节省木材几万立方米。

        党员模范

        张子良曾多次出席黑龙江省、东北地区劳模会和全国群英会。亲自接待来东北视察的刘少奇、朱德、董必武、邓小平、李富春、谭震林等中央领导和来林区考察的苏联林业专家达依诺夫、弗辽洛夫、波洛温根,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·斯诺,新西兰林业博士里查森,波兰工会代表团团长蒙迪格拉夫、克里斯蒂阿克,越南林业考察团团长阮造等国际友人,张子良的模范事迹屡现于东北各省市和全国报刊中。影片《万木春》是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,深入林区开展工作之缩影,话剧《松涛曲》、《森林的主人》也是根据其事迹的某些片段演绎深化。1963年11月3日,黑龙江省委向全省发出通知,号召党员、干部和人民群众向他学习。《黑龙江日报》还以整版篇幅刊载了他的先进事迹。翌年春,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表了他的先进事迹摘要。

        1966年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在哈尔滨家中养病的张子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。这个时期,他已经失语了。造反派把他从哈尔滨带回带岭林场进行批斗,各种名目繁多的批判会,就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。那些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用拳脚威胁张子良承认自己的“罪行”,他们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叛徒,是走资派,他就是不点头。张子良经常被打得昏死过去,又被冷水淋醒过来。他始终默默无言地承受着。他无法辩驳,不能斥骂,他对党的忠诚,对工作的认真让他无愧于百姓,无愧于国家。忍辱负重的6年,就这样一秒一秒地过去了。由于身心长期遭受摧残,本已憔悴的张子良,病情出现了恶化。1972年4月2日的早晨,在哈尔滨南岗区第五医院里,一楼昏暗的房子里,张子良躺在病床上,看着窗外的大树,默默无语。他在向往着大森林的片片松涛,在向往着林区发展后蓬勃繁荣的模样。1972年4月3日,张子良在痛苦中与世长辞。

        1978年12月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、省林业总局、伊春市委和带岭林业实验局带岭林业干部学校党委,在带岭职工俱乐部举行追悼会,为张子良平反昭雪,恢复名誉。参加追悼会的人,挤满了整个会场。许多人都是从别的林业局赶来的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,那就是让这位曾经帮助和关心过他们的好同志,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。党委讨论并推倒了关于张子良在“文革”期间的一切不实之词,恢复张子良所获得的特等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、模范工作者等荣誉。

        张子良一生追求真理,讲求实效,不哗众取宠,不好大喜功。他为探索真理,百折不挠;他为利国利民,无怨无悔。他不给自己谋私利,也不给子女和亲属任何恩惠,却把所有的爱洒播给了林区,把所有的关怀留给了群众。

        他在带岭的10年间,林业局采运全部实现了机械化、连续化。劳动生产率达到人年503立方米,步入了世界先进行列。林间道路网密度,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。实现了全面更新造林,职工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……

        张子良从不因荣誉而沾沾自喜,也不因为困难而畏缩不前。他在日记中谦虚地写到:“我的工作没有做好,我还有许多的缺点,我还要好好学习。”可实际上他艰苦朴素,节衣缩食,全部的身心都扑在了忘我的工作中。在他的探索下,为林区事业找到了可持续再发展的出路;在他的领导下,把林区建设的繁荣富足。

        张子良虽然长眠在林海松涛里,可是他的身影却依然留在人们的心中。因为人们不会忘记他忠心耿耿、大公无私的模范事迹,他克己奉公、埋头苦干的党员精神。他是林区的儿子,他是国家的栋梁,他是人们心中永恒的丰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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